第9章
一月初，我负责的“民生核验”小版面有了固定读者。
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，多是药铺短秤、车行拒退押金、戏院把站票当坐票卖这样的事。每一篇都要跑上两三天，有时最后只能写几百字，但我第一次不用在付印前猜哪个商户与东家有交情。
总编把下一季的聘约提前给我，版面从每周一次加到两次。
“读者说，你的报道不好读。”他把一摞来信递给我，“数字太多，名字太少。”
我翻开信，后面一句却是：可照着做，真能把钱讨回来。
这比任何夸我会写文章的话都让我高兴。
当天还有一封药铺掌柜的来信。他在报道登出后短秤被罚，却写信说愿意把新校准的秤拿到报馆，当着读者的面再称一次。我没有替他写悔过式的好话，只在下一版如实补了一句处理结果。总编看完说，这就是版面能长久的缘故：不把谁一次写成圣人，也不把谁永远钉在坏人栏里。
同一晚，沈曼青的电报到了。
她已经离开宁安晚报，在城南一家书局做发行。电报里先说她把属于我的报道署名全部登记更正，又说她愿意离开宁安，来港城与我重新开始。
最后一句是：我只想要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不求你立刻原谅。
若是一个月前，这句话足以让我连夜买票回去。
我曾无数次想过，只要她承认一句“我知道你受了委屈”，我或许就能把那晚的事放下。可真等到这一天，我心里竟没有预想中的波澜。
我没有跟她谈报馆谁对谁错，只让电报局代回两行字：材料与赔偿均已交接，私人婚约不再续。请勿奔波。
唐锐看见回电底稿，问我：“不见一面，会不会太绝？”
“见面能解决的事，八年前就该解决了。”我说，“她现在来，是想让我证明自己还心疼她。可我不想再用原谅，替她证明她是个好人。”
那晚我照常校完最后一版，回家时顺路买了一盆水仙。
过去我总觉得，一个人生活太安静。如今才发现，安静不是没人爱你，而是没有人要求你用委屈换热闹。
睡前，总编差人送来读者捐助的名录。几名码头工人听说报馆想添一台小印刷机，凑了一笔钱，指明不要股份，只希望民生版继续办。
我把名录逐页抄进存档簿，决定等机器买回，把第一期报纸给他们各送一份。
我的新生活没有旧人想象中那么空。
它有自己的读者、工作和下一次付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