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我联系律师的事，还是被贺砚深发现了。
住院第二天，他替我拿手机时，屏幕上跳出离婚财产清单的预览。
他没发脾气，只把手机放回床头，坐在旁边沉默了很久。
“晨月，你是不是还没从东京缓过来？”
我说我很清醒。
他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比平时更轻。
“你在警报里被困了二十三分钟，会害怕、会恨我都正常，可离婚不是治疗创伤的办法。”
下午，贺母带着心理医生来到病房。
她当着我的面取消了我第二天的心理评估，说贺家有自己的医疗团队，不需要我去外面见来路不明的人。
被取消的其实不是心理评估，而是律师替我约好的婚姻咨询取证。
贺母不知道，只觉得自己替我省了麻烦。
“女人怀孕时最容易钻牛角尖，砚深为你把家都拆了一遍，你还要他怎么样？”
我没争辩。
当天晚上，我让律师把所有通知改成加密邮件。
出院回家后，我发现护照和***都不在原来的抽屉里。
贺砚深承认是他收起来的。
保险柜就在衣帽间，我知道密码，却发现原来的六位数字已经被换掉。
他见我盯着键盘，还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
“不是防着你，我只是怕佣人弄丢重要东西。”
可这栋房子里，只有我的证件被锁了进去。
“东京警方可能要补材料，我怕你看到消息又受刺激，证件先放保险柜，需要时我陪你办。”
“如果我要去医院呢？”
“我陪你。”
“去见律师呢？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等你情绪稳定，我们一起见。”
他说的每句话都像关心，合在一起却是一把锁。
我终于明白，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选择。
他只觉得我承受不了那个选择的后果，所以需要被看管。
第二天，我开始认真配合复健。
我按时吃饭，按时量胎心，也不再提东京和离婚。
贺砚深以为我想通了，亲自替我联系康复中心，允许陪护每天下午带我外出两小时。
第一次复健，我去见了律师。
第二次，我补办临时***明，重新建立产科档案。
第三次，我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下名字。
东京那名清洁工也通过酒店回了邮件。
她说警报响起后，酒店广播明确要求行动不便者留在房内等待救援，但走廊搜救因系统故障漏掉了四十六层。
她还愿意证明，发现我时，房间里没有轮椅，也没有家属。
我把邮件转给律师，然后删除记录。
回家时，贺砚深正在测试新装好的无障碍电梯。
他把我抱进去，像个终于弥补过错的丈夫。
“后天上午，我陪你做十二周产检。”
他笑着把预约信息给我看。
“这次我哪里都不去。”
我也笑了一下。
可后天，已经是手术后的第三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