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我回了老房子。
我妈在楼下的花坛边坐着，手里捏着那条绛红的丝巾。
看见我，她没起身。
“函是我收的。那年，他把你东西扔出来，是我捡的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还给我？”
“还给你，你就走了。”她说，“你走了，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你留了那条后路，还有其他想和我说的吗？”
“妈，你教我让了二十六年。让名额，让署名，让男人。到今天，你还要我让什么？”
她低下头，很久没说话。
终于，她说：
“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过——让一让，事就过去了。”
“那年系里只有一个留城的名额，我和另一个人都在名单上，最后是我的老师来劝我让。”
“我让了。我回了县里，一让让了三十年。”
“让到最后，”她看着我，“我就只剩你了。”
“所以你就教我让？”
“我是怕你留不住。”她的声音抖起来，“我是为你好。”
“为我好。”我把那封函举起来，“妈，你收着这封信，是想等我回头。可你想过没有，我要是回头，这一辈子，我就走到你走过的那条路上了。”
她哭起来，眼泪掉在丝巾上，洇出一小片深色。
我说：
“你教我的是活命，可我要的是活着。”
她抹了把脸，站起来：
“上楼坐会儿吧。”
她屋里还是老样子。
我在她抽屉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的东西：
小学的奖状，初中的三好学生，保研的录取通知，还有我寄回来的每一张照片。
每张照片背面都写着日期。
最早的一张是我六岁那年拍的，背面是她用钢笔写的：安宁六岁，会背乘法表了。
她站在门口，看着我翻。
“**在的时候，总说你脾气随我。”她说。
我合上盒子，没接话。
过了一会，她问我：“答辩哪天？”
“下周五。”
她点头：“我去。”
我没应，也没拦她。
我转身走了。
走出去十几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她还坐在那儿，丝巾攥在手里。
下午，学院的正式通知送到宿舍楼下。
学位委员会受理了核查申请，答辩按原定时间进行。
通知的最后一行写着：署名与学术不端的认定结论，答辩后另行公布。
意思是，我得带着一个还没写结论的答案，走进答辩的教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