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八点四十，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了三下。我摸过来看了一眼，是403发来的消息：“人民公园东门。九点半。带相机。”
我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掀开被子坐起来，窗台上躺着一片干梧桐叶，不知道是夜里什么时候吹进来的。窗外灰蒙蒙的，楼下面馆的卷帘门拉到一半，老板站在门口抽烟。
我去厨房烧了一壶水，灌进保温杯。穿外套时，从柜子上拿起那个旧数码相机，塞进外套口袋。出门，楼道里的灯灭着。我跺了一下脚，灯亮了。走到403门口，门缝里透出灯光，里面传来一声椅子挪动的声响。我没有敲门，直接下了楼。
到公园东门还差几分钟九点半。他站在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穿一件灰夹克，手里没有东西。外套口袋鼓着，装着什么。
我走过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打招呼，转身往公园里走。我跟上去。
“什么活儿？”我问。
“看一张椅子。”
“看椅子？”
“到了说。”
公园里人不算多。银杏叶落光了，水泥路上铺着薄薄一层黄叶。一个穿练功服的老头在喷泉边打太极，动作慢得无声无息。另一棵树下挂着两个鸟笼，画眉在里面懒懒地叫了一声，又不叫了。
沿着东边那条路走了七八分钟，路过两张长椅，他没有停。最后在一棵老香樟树底下站住了。
香樟树很大，冠幅罩住一圈水泥地。树底下的地面有一块长方形的深色痕迹，是长椅长期遮着阳光留下的。可是椅子已经没了。原位置上只剩下四个螺丝安装孔，孔里灌着水泥，磨得发亮。
我蹲下去，手指碰了碰其中一个孔：“拆了。”
“找人问问。”
喷泉边，打太极的老头收势了，正拿毛巾擦后脖子。他走过去：“大爷，原来这棵香樟树底下有一张长椅，什么时候撤的？”
老头转过头看了我们一眼：“哪边的？”
“香樟树底下这张。”
老头想了想：“撤了有一个多月了吧。公园改造，这一片的老椅子全部换新的了。你们找椅子干什么？”
“有个老人说，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好几年，想看看还在不在。”
老头弯下腰，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：“往那边走。”他指了指公园东南角，“铁皮屋那边堆着，还没拉走。你找管园的老巩，他管这些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找到了，跟人家说一声——椅子在呢。”老头补了一句，“别让人惦记。”
我们往东南角走。铁皮屋在围墙下面，是一间蓝灰色的集装箱房改造的值班室，门边靠着几把秃头扫帚，墙根放着一只破了边的塑料花盆。门开着。一个穿旧军大衣的男人坐在小马扎上，用铁丝扎一把扫帚。
听见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：“找谁？”
“找管园子的老巩。”送信人说。
“我就是。”他把铁丝拧紧，用钳子咬断，把扫帚靠在门边，“什么事？”
送信人把事情说了一遍：有一位姓许的阿姨，老伴姓王，七十多岁，住院了。她老伴以前总在香樟树下的长椅上坐着，一坐好几年。他说椅子右手扶手底下被他磨出一个坑。她让来确认一下，那椅子还在不在，坑还在不在。
老巩听完，拿起扫帚抖了抖上面的落叶，才开口：“香樟树底下那张？”
“对。”
“那把椅子上个月收回来了。我太有印象了，编号38。木头厚，扶手底下有个坑。刚收的时候我拿抹布擦，擦到那里刮手，我以为是木刺。后来看见那老头天天来，坐下就用手拇指按那个地方，按来按去的，我就明白了，那是他按出来的。”
送信人点了点头：“她让我们来看看，那个坑还在不在。”
老巩站起来，把扫帚往门边一靠，拍了两下手：“跟我来。”
铁皮屋后面是一块空地，摞着十几张长椅，椅面朝上，四条腿朝天，像晒着的鱼干。灰漆的、绿漆的、局部掉漆露白木的混在一起。老巩走过去，拉着最上面两张，往两边一扯，露出底下压着的一张。
“38。”他指着椅背上的白色编号。
他把椅子从堆里拖出来，翻了个面，正着放在地上。木头是厚实的槐木，座面有细密的裂纹。漆面是一种灰绿色的旧漆，晒得泛白，像蒙着一层薄霜。
“右手扶手。”老巩说。
送信人蹲下去。
我站在他身后，看他伸手从扶手内侧摸了一下。他的手指顿住了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又转回去，把右手大拇指竖起来，按在扶手底面。
他没有说话。
我蹲下去，从他肩膀侧面看过去。在扶手底面偏里的位置，有一个深深的凹痕，不圆，略扁，边缘光滑，正好是大拇指肚压出来的形状。凹痕底部的漆已经磨净了，露出木头本色，被汗浸得发亮，像一粒暗色的珠子。
他把自己的拇指放进去，从侧面看完全嵌合，指甲盖抵在凹痕边缘的漆皮上，没有缝隙。
“正好。”他说。
他蹲在那里，没有立刻起来。我也没有说话。风从仓库后面灌进来，把一片枯叶吹到椅面上，转了两圈。
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。小时候，我爷爷也有一把藤椅，放在阳台上。他每晚坐在上面看楼下来往的车。藤椅的坐面被磨得发亮，扶手弯的地方，有一块漆皮被摸得凹了进去。爷爷走后，我爸把藤椅卖了。卖之前，他在阳台上扶着那把椅子的扶手站了很长时间——我当时不懂他在看什么。这一刻我似乎懂了一点：那个凹痕是人在木头里留下的一截影子。
我伸出手，把拇指放进凹痕里。我的拇指比他细，放进去能感觉到边缘的弧度，像一枚被风吹亮的贝壳。木头磨得很润，没有毛刺，像握过一个陌生人的手指。
我收回手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机，弯下腰拍了两张照片。一张凹痕的特写，一张扶手的全貌。他看了看屏幕，又调了一下亮度，重新拍了一张。
然后他发出去。屏幕上的字我瞥见一部分：“许阿姨，坑还在。扶手底下还有绿漆。”
老巩站在一边，抱着扫帚看着，没有催，也没有走。
“老王他坐了多少年了？”他问。
“许阿姨说，六年。”
“六年。”老巩嘀咕了一声，“我在这儿干七年了。头一年他就在。天天下午来，有时候坐半个钟头，有时候坐一个多钟头。不怎么干别的事，就坐着，看喷泉。冬天也来，穿个大棉袄，坐那儿，像根桩子。”
“那他有跟人说话吗？”
“话少。跟谁都是点点头。有一回下了点小雨，就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。我喊他，王叔，下雨了，回去收衣服了。他摆摆手，又坐了十几分钟才走。”
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送信人拿出来，看了一眼屏幕，按了播放。许阿姨的语音从手机喇叭里传出来，带着风噪和一点沙哑：
“坑拍到了。我现在看不清楚。你放大一点，让我看看扶手那个地方。”
送信人重新拍了一张，扶手底下靠近内侧的位置，凹痕特写，放大两倍，对焦，按快门，发出去。又等了一阵。
手机又震了。语音更短。
“是他那把椅子。绿漆还在。”
她说的“绿漆”两个字很轻，像怕碰碎。
老巩这时也蹲了下来，凑近扶手，眯着眼看那个凹痕。“咦”了一声：“这里面底下还有一层。”他用指甲在凹痕边缘刮了刮，一片灰白色的漆皮翘起来，底下露出更深一点的颜色。深绿，接近军装的那种绿。
“上面后来又刷了一层。他手按的地方把两层全磨穿了。你看，木头都让他磨亮了。”老巩说。
送信人盯着那片翘起的漆皮看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牛皮纸，又取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。他用刀尖挑起那片漆皮——不大，大拇指指甲盖大小，薄薄一层，边缘带着一道灰漆的边。他把它搁进牛皮纸里，折好，递给我。
“收着。”
“给我？”
“你把这片漆放回那个铁盒里。以后你想看就拿出来看一眼。”他说，“这个不重，但你拿着它，不会忘。”
“不会忘什么？”
他没有回答。他把小刀收好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老巩把椅子翻过来，又搬回那堆长椅里，压回原来的位置。
“行了，找到了就好。”老巩说。
“麻烦你了。”送信人对他点了点头。
我们走出铁皮屋后面的空地，沿公园水泥路往回走。风把银杏叶贴地卷起来，在脚边打着旋。经过香樟树下时，那四个安装孔还空着，像一块被取走照片的相框。
送信人站住，蹲下去，用手掌在那块深色的长方形地面上按了一下。
“你见过那样的坑吗？”他问，“一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把木头坐出那么深一个窝。一天一点，六年。”
“你以前接过这种委托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第一次有人让我去看一个坑。”
他又蹲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往外走。
出了公园东门，风迎面扑来，带着初冬干冷的气味。一个小孩举着一串红气球跑过，后面大人喊着慢点。那串红在灰天空下很显眼。
我摸了摸外套内袋，牛皮纸还在，棱角抵着手指。
“这个活儿，收钱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收了。她给了二百。我本来不想收，她说你不收她睡不着。”
“那我的那份不用给了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怪沉的。”我说。
他想了想，点了一下头：“行。”
车来了。我跟在他身后上了车，在最后一排坐下。窗外，公园的围墙一截一截退过去，铁皮屋看不见了。他靠着窗，闭上眼。拐弯的时候，他的头磕在玻璃上，没有睁眼。
回到楼下已经中午。我上楼，开门，从抽屉里取出铁盒。天蓝色弹珠静静躺在里面。我把牛皮纸摊平在盒底，让那片绿漆朝上，合上盖子，把抽屉推回去。
窗把手上系着的那张照片被风吹起一角，又落回去。
手机响了一声。是403发来的：“晚上我不回来吃了。有活儿。明天给你电话。”
我看了两遍，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我站在窗前。风把纱帘吹起来，又落下。窗台上那片干梧桐叶还在。我把它捡起来，夹进桌上一本书里，然后去厨房拧开水龙头，淘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