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关灯》写完的那天，我把它投给了三家出版社。
两家没回。
第三家的编辑凌晨一点打电话过来，声音是哑的：
“温老师，我看哭了三遍。这个稿子，我要。”
编辑问我要不要用笔名。
我想了想，说不用。
“温知意”这个名字，在那座北方城市里连着一段婚姻。
但在两千公里外，它只是个写书的人。
新书上市第二个月，加印了四次。
有读者在评论区留言：“看这本书，我连夜给妈妈打了个电话。”
我点了赞。
我没有换号码，也没有再拉黑过谁。
傅砚礼的电话和微信，从一开始就躺在黑名单里，安安静静的。
冬至那天，主编突然找我：“温老师，公司收到一份转账，五十万。”
“指定买你们社的公益书号，做器官捐献宣传绘本。捐款人备注只有三个字，”
她把单子递给我。
“悔过人”。
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几秒，说：“按流程走就行，不用管备注。”
主编犹豫了一下：“还有一封信，指名给你。”
我没有接。
“退回去吧。”
不是恨。
是他的每一个字，都要经过我的伤口才能抵达。我不需要了。
书卖到第五个月，我收到法务转来的一份文件。
离婚协议。
财产分割那一栏，他什么都给了。
房子、车、理财账户里的四十六万，一笔一列，清清楚楚。
我登录了那个尘封五年的银行账户。
余额：四十七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块三毛。
我在协议上签了字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稳。
然后把四十六万整，转进了一个新开的账户。
户名：温霞教育基金。
温霞，是我**名字。
基金的第一笔支出，是捐给市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宣传项目。
剩下的钱，我留给了城南一家眼科医院的小患者们。
签完离婚协议的第七天，民政局寄来了新的户口本。
我站在出租屋的窗前，把户口本放进抽屉，压在那封角膜受捐者的感谢信上面。
窗外下着南方少见的雪。
我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给自己煮了一碗面。
加了两个蛋。
我妈要是看见，一定说我浪费。
然后她会坐下来，陪我一起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