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翊把蚂蚱收进怀里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初到槐里县时，在县界碑前核对文书。那时候他以为，一条渠就是一条渠。现在他知道，一条渠，是几千亩田，几百户人，是命。
他拍了拍田老二的肩膀，说：“会旺的。水不会骗人。”然后他转过身，沿着渠堤往回走。腰间的铜铃轻轻响着，迎着晨风，像水在跳。
水痕牌一共立了七块。
李翊带着周伯，天不亮就从班房出发，第一块立在总闸下方的官渠正身，第二块在二道闸口往上五十步，第三块在中段的回水*，剩下四块依次排下去，最后一块在槐里村口的老槐树对面。位置是前一天量好的，桩子用的都是胳膊粗的硬木，入土三尺，露头一尺，上头刻着水位线和日期。每一块木牌背阴面，都用小字刻了一行：官渠水位，以此刻为凭。日验两次，擅动者依律论处。
立最后一块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村口渐渐聚了些人。有人站在远处看，不敢过来；有人假装挑水经过，眼睛往木牌上瞟。几个半大孩子凑得最近，蹲在牌子前头，用指头描那几道刻痕。一个老头挤上前，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忽然“嗬”了一声：“这水位都浅成这模样了，还不到二寸五。”他这话像把一层窗纸捅破了。人群里顿时起了嗡嗡的议论声。李翊正在把木牌根部夯实，听见这话，停下手，站直了。
“是不到二寸五。”他说，声音不高，但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，“五斗渠官渠水，比十天前又少了半寸。这半寸水去哪了，河渠署要查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早晚两次，水痕牌上的线不会说谎。水少了，大家都看得见。”
那老头点点头，又看向上游，咕哝了一句：“光看得见有什么用。人家在上游，你的牌子在下游。你在这里挖条线，人家那边早把水舀完了。”说完摇摇头，背着手走了。人群也渐渐散了。李翊站在木牌前，看着那行刻字，没说话。周伯在他旁边，把铁锹往土里一插，说：“这老头姓蒋，家里五亩水田，去年旱季，全死了。今年又种上了，还是怕。他说的没错。你在下游立牌子，上游不会看。”
“所以我在上游也立了。”李翊说。
“上游那几块，撑不过三天。”周伯说，“我不是泼你冷水。你昨天在韦家那顿饭上说了要立牌，今天就立了。韦崇要是让它们一直立在二道闸口，那就不是韦崇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往李翊身边凑了凑，压低声音，“他今早派人在渠上转了好几趟，你没看见而已。”
李翊看见了。他从天不亮上路，就察觉到身后有脚步，忽远忽近，像尾巴。他不做声，只一心把桩子往实里打。他知道这七块牌子早晚会出事。但他要的本来就不是牌子永远立着。他要的是让所有人知道，水位有数，缺水有据。牌子上刻着线，拔得掉的是木头，拔不掉的是人心里的那根线。
“周伯，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牌子。”李翊说，“是韦家见我动了真的，会从别处动手。你昨晚也说了，两个人影，是县衙的捕役。王大人派人跟着我。他嘴上不认，但心里已经怕了。”
“你觉得王德昭会站你这边？”周伯问。
李翊没有回答。他蹲下，抓了把土，捏了捏，又松开。土很干，碎得厉害。“我不需要他站我这边。”他说，“我只需要他把门留一条缝。剩下的，我自己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