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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搬进公司附近的小公寓。
一室一厅，窗户正对着另一栋楼的外墙。
房间很小，但墙上只有一颗钉子。
我把单人照挂了上去。
这是我二十五年来，第一次把自己的照片挂在自己的住处。
没有谁站在旁边。
也不需要谁让位置。
晚上，我整理从福利院带出来的旧相册。
翻到最后一页时，一张照片掉了下来。
照片里的我大约七岁，抱着那只缺了一只耳朵的布偶，站在福利站门口。
背面写着一行字：
“疑似纪家失踪女儿，资料转交，五月十三日。”
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。
纪家对外一直说，他们三个月前才第一次得到确切线索。
可这张照片上的时间，比他们的说法早了三年。
第二天，我给福利站的周老师打电话。
她听见我的名字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晚宁，你最近好吗？”
“挺好的。”
我问她：“三年前，是谁把我的资料转走了？”
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。
“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“因为纪家说，他们那时不知道我在哪里。”
周老师没有马上回答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低声说：“三年前，确实有人来问过你的情况。”
“谁？”
“纪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。”
我握住相册边缘。
“他们见过我吗？”
“没有。那时你去外地参加技能培训了。他们拿走了照片、血型记录，还有你小时候的入院资料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没有消息。”
“你们没催过吗？”
周老师又沉默了。
“催过。对方说，还需要内部核实。”
三年。
原来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线索。
只是把线索放在某个地方，内部核实了三年。
我又问周老师：“那三年里，他们有没有问过我过得怎么样？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“没有。”
“工作、住址、身体情况，都没问过？”
“他们只问了资料能不能对外使用。”
我看着照片里七岁的自己。
那时我以为，留下照片，是为了让家人认出我。
原来有人拿走它，不是为了找我。
只是想确认，它能不能继续出现在宣传页上。
我没有立刻去找纪家。
也没有给导演打电话。
我把那张旧照片擦干净，放在单人照下面。
一张照片证明，他们曾经可以找到我。
另一张照片证明，我已经不再等他们。
与此同时，纪录片后期陷入停滞。
导演给我发了十几条消息，说没有我的“团圆落点”，整部片子无法完成。
纪家只能先剪纪鹿的单人采访。
当晚，先导花絮放出了一小段。
纪鹿坐在客厅里，温柔地说：
“姐姐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接纳我们。”
“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会等她。”
评论都在夸她善良。
我没有看她。
我看向了她身后的展示柜。
那只旧布偶，还摆在最中间。
底座上多了一块新铭牌。
“纪家十八年寻亲公益见证。”
我把画面暂停。
然后给周老师发去消息。
“当年纪家拿走的照片里，有这只布偶吗？”
几分钟后，她回复：
“有。”
“他们特意要走了原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