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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我做过的事情，可以按小时计算。
那些被一句“你本来就会”轻轻抹掉的深夜，也可以写进属于我自己的履历。
晚上，大家在公共厨房吃饭。
许青动作快，夹走了盘子里最后一只煎蛋。她低头看见我碗里空着，问我要不要分半个。
我说不用。
她便真的没有硬塞，只把番茄盘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没有谁必须无条件地让着谁。
也没有谁拒绝以后，还会被指责不懂事。
吃过饭，我回到宿舍，把那块手帕洗干净。
被剪掉的一角已经无法补回，我便在背面缝上一块白布，一针一线写下自己的技术员申请编号。
针尖穿过桑叶图案时，我没有再替任何人压福。
这一次，我缝上去的，是自己的名字。
父亲把我留下的红花放进抽屉，潜意识还是认为我三天内就会回来。
寨里嫁女儿闹脾气的不少，有人在轿门前哭，有人因陪嫁少掀桌子，最后都得按时进婆家。父亲认定我也一样，只是性子更犟，想逼他低头。
他甚至没给我打电话。
第一天，周芸的婚礼照常办完。六辆陪嫁车到了山那边，十二床喜被铺满新房，亲家夸周家疼女儿，父亲觉得脸面保住了。
有人问起我，他只说我把仪式改在镇上，不爱热闹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去了蚕房。
一架吐乱丝的蚕已经结出薄茧，另外两架因为桑叶换得不及时，个头参差不齐。周芸留下的养蚕账本摊在门边，第一页被露水打湿，蓝色数字晕成一片。
父亲照着数字配石灰，却不知道一匾该撒多少。
他打电话问我，第一次无人接听。
第二次，提示正在通话中。
第三次，直接转进语音信箱。
父亲这才去翻我房间。他想找操作笔记，柜子里却只剩空衣架和两床没套被面的旧棉胎。
桌上放着母亲的药盒。七天一格，每一格都贴着服药时间。父亲拿起来才发现，药已经吃完两天。
他走进东屋，问母亲新药在哪里。
母亲靠在床头，也答不上来。
过去六年，挂号、取药、复查日期全由我记。父亲只知道每月往药袋里放钱，却连母亲一次要吃几种药都没数过。
“她就是故意的，走之前也不知道把药配好。”
母亲看了他一会儿，问：“她出嫁以后呢？也要每个月回来替我配？”
父亲没说话，拿着空药盒去了卫生院。到了窗口，他才发现旧处方已经过期，需要病人本人复查。
同一天下午，合作社的人来撤掉周家门口的特级养蚕户铜牌。
父亲挡在门边，不肯让工人动。
“我养了二十多年蚕，凭什么我女儿一走，你们就给我降级？”
赵主任拿出审核表。
周家的温控、种育和交丝记录，六年来用的都是我的个人技术编号。如今编号转入公共户，父亲要保住等级，必须独立通过三项考核。
第一项，他就错了七道题。
铜牌的四颗螺丝被一颗颗卸下。墙上留下颜色更深的长方形印子，像是那个位置从来不属于他。
父亲抱着牌子站在院里，还是对母亲说：“她会回来的。陈家娶媳妇，总不能让她一直住合作社。”
傍晚，陈屿独自来到周家。
父亲以为他是替我服软，板起了脸。
陈屿却把两家商量婚事时收下的礼单、钥匙和订席押金收据放在桌上。
“婚期暂停。小禾什么时候愿意结，由她自己定。”
父亲抓住礼单：“是不是你教她跟家里断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
陈屿把最后一把钥匙拿回来。
“她决定离开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桑园出了什么事。”
那把钥匙原本属于镇上的婚房。
父亲直到看见它被带走，才明白我舍掉的不只是一场寨里的仪式。我连盼了三年的婚期都停了，也没有回来求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