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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学校把保送资格说明会提前到了上午。
班主任韩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希望我带闻洲去把手续“说清楚”，语气客气得像在提醒我们别耽误别人。
我带着那份申请复印件进了会议室。方校长坐在主位，陆维谦坐在旁边。
桌上摆着一份新名单，陆嘉树的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。
方校长先开口：
“许闻洲的情况，我们已经向大学说明。他本人主动退出，学校尊重他的选择。”
闻洲说：
“我没退出。”
陆维谦把茶杯放下：
“孩子，你当时签字的时候，老师也在场。现在反悔，对其他同学不公平。”
“我没签。”
“那上面的字是谁写的？”
闻洲看向我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：那不是他的笔迹。可一旦再说一遍，听起来就像我们在赖账。
韩老师把一张“情况说明”递给我，里面写着闻洲近期情绪波动，不适合参与高强度培养。
我读到“父亲早逝导致心理负担”那句时，指尖冷了下来。
那行字让我想起闻洲十岁那年，学校让每个孩子做一张家庭介绍卡。
他把爸爸的照片贴在右边，左边只写“我妈妈会修电饭煲”。
老师笑他写得不完整，他回来后把那张卡藏进抽屉，怕我看了难过。
后来他没再解释过父亲的事，只把每次实验的照片发到爸爸旧手机里。
学校却把他最不愿被人议论的伤口，写成一条评估理由。
闻洲的父亲在他十一岁那年去世。此后每次家长会，都是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；
每次学校要签紧急***，空出来的那栏也都是我写自己的名字。
我没想到有一天，丈夫的死会被学校写成儿子不配被推荐的理由。
“谁说他情绪不稳定？”
方校长皱眉：
“这是综合评估，不是针对他。”
“他三年来每次项目测试都在，方案也是他做的。”
陆维谦笑了笑：
“许女士，孩子努力是好事，但保送看的是综合条件。
陆嘉树家一直支持学校的科研实践，学校也要考虑项目后续。”
原来学校的“综合条件”里，既有成绩，也有谁能给实验室换新设备。
方校长把笔推到我面前：
“你签一下知情确认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对孩子好，别把事情闹大。”
闻洲忽然把那张说明折了起来。
“别替我写我没说过的话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一瞬。方校长脸色沉下去：
“你还没成年，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
我把笔推回去：
“那请把学校认定他主动放弃的依据给我。”
秘书递来同一份复印件。没有原件，没有面谈记录，只有一行字和一个电子章。
它简单得令人发笑，仿佛只要把“自愿”两个字印上去，闻洲三年的努力就能自己消失。
出来后，韩老师追上我们，低声说：
“许姐，别硬扛了。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保送不是唯一的路。”
我当着她的面打给区招办。
接电话的人查了系统，只能看到学校报送的“本人放弃”，问到确认时间和原件，他们让我找学校。
韩老师站在一旁，一直没有接我的目光。
我问她亲眼见过闻洲签字没有，她张了张嘴，最后只说：
“学校有学校的程序。”
两通电话转了一圈，又把我们送回那张没人肯解释的纸前。
我点点头，没有告诉她，闻洲昨晚把大学的招生章程翻到凌晨四点。
他不是非要一张捷径，而是想让那些年没来得及告诉父亲的东西，终于有个去处。
他走在我前面，背包侧袋里露出那本旧图册。封面被他摸得发白。
“妈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”
我停下脚步，握住他的手。那道伤口已经结了痂。
“麻烦不是你，是有人把你的名字拿走，还让你觉得自己有错。”
他抬头看我，眼圈发红，却又忍住了。
当天晚上，学校通知他：明天的成果展示，他只需到场，不必发言。
我把那条通知**又看，最后还是没有回。
闻洲在房间里收拾模型，隔一会儿就传来一声轻响，像什么零件落进了盒子。
我很想进去问他是不是难受，可我怕一问，他就要先反过来安慰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