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他的床头柜上。
“这是肿瘤科周主任的电话，治不治，你自己想好。”
2.
没过两天，周主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
“黎医生，您先生今天要办出院。他觉得生存率达不到百分之百，不想再受一次化疗的罪。”
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初秋的凉风灌进来，吹得我指尖发麻。
“他自己说的？”
“他的护工秦小姐来谈的，但许先生签了字。”
周主任顿了顿，声音里带着同为医者的无奈。
“黎医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您先生目前的情况，如果不及时干预，最多一个月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道了谢挂断了电话。
手机屏幕还亮着。
我已记不清自己打过多少电话，动用多少人脉。
疯了一样联系全国每一个肺癌领域的专家。
每一次他绝望时，都是我为他加油打气说“宴洲，***”。
每一次化疗前，我都会握着他的手说“你信我”。
可现在，
他把自己的生死权交给了一个护工。
这五年，忽然仿佛一个笑话。
我突然想起十年前。
我刚从医科大毕业，跟着导师参加一场科研会。
许宴洲那会儿还不是什么许总，只是一个做医药耗材的小供货商。
西装是租的，名片印得花里胡哨，混在一群学者中间逢人就递。
我跟着导师上台发完言下来，许宴洲穿过人群递来名片。
他笑得眼睛弯起来，问我。
“黎小姐，我们有机会合作吗？”
那之后他就开始约我，每一次都拿着各种入门级的医学问题当借口。
我看穿了他的心思却没有说破，只觉得这个人笨拙得有点可爱。
后来我们在一起了。
临近结婚前一周，他确诊了肺癌中期。
而我收到了导师内荐的去海外进修的机会。
那是我准备了很多年，唯一一次可以跟世界顶尖级心外科大佬学习的机会。
许宴洲瘦得脱了相，躺在病床上跟我说。
“苏苏，我不拖累你，婚不结了，你去国外。”
我没走。
我放弃了那个机会，和他领了证。
没有婚礼，没有婚纱。
我留在了海城医院，从零开始熬资历。
我陪他做手术，陪他化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