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我在网上看见了自己。
那段视频被剪成十几秒，只剩贺闻川说“授权由乔澜负责”，和我走上台的一幕。
有人说我用老人的伤心事挣钱，被老板发现后倒打一耙。
评论里有人认出了我常去的社区，连高姨家门口的照片都贴了出来。
我原本约好给一家儿童广播栏目录片头。
负责人看了网上的视频，打电话说合作先缓缓。
我问他是不是觉得我用了不该用的声音，他支吾半天，说主要怕家长投诉。
那段片头我已经做了五稿，最后一次修改到凌晨三点。
取消的消息传来时，我还在给他们选最后一声铃铛。
对方说可以按实际工作量结部分费用，却没法让我在公开署名里出现。
我没有怪他。
谁都不愿意替陌生人承担风险。
只是从前贺闻川说，把公司交给他，我安心做声音就好。
如今他站在灯光里说一句我有问题，我连已经做完的活都拿不稳。
我把五稿文件移进一个单独的文件夹，没有删除。
不是留着以后***，是提醒自己：我的工作从来不应该靠谁一句“我替你担着”才算存在。
我打电话给高姨，没人接。
发消息，她也不回。
午后，小齐偷偷告诉我，工作室把我从内部素材群移走了，对外公告写着“因项目争议，暂停乔澜一切工作”。
我打车过去，发现连门锁的密码都换了。
贺闻川坐在玻璃门里看我，过了几分钟才出来。
“你昨天说不做了，我让人收回权限，有什么问题？”
“我的采集母带还在里面。”
“工作室的素材，谁的？”
他把“工作室”三个字说得很重。
我盯着他的脸：“你要连这些都扣下？”
“我没说扣。”
他压低声音，“先让事情过去。你公开说一声，昨晚是内部沟通失误，不是谁故意骗老人，我就让你回来。”
“回来继续替你解释？”
“我们六年，你有必要把我当仇人？”
我没再求他开门。
六年前买第一支录音机时，我没钱，跟母亲借了三千。
后来设备升级，每次采集我都会把原始文件备份在自己硬盘里，标上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。
这一习惯被贺闻川笑过很多次。
他说我像个老古董，谁还留那么多旧东西。
此刻我庆幸自己没听他的。
我给他发了清单，要求归还我个人购买、借放工作室的设备，保留共享数据不准擅自删除。
然后去附近的打印店，整理从六年前到现在每一场采集的记录。
林沐来的时候，我正趴在店里的折叠桌上核日期。
她和我大学同寝，后来做舞台声音设计，说话一向难听。
“你不吃饭打算靠纸活下去？”
她把一盒饺子推给我。
“工作室门都进不去，得先分清哪些是我的。”
“那也得活着才分得清。”
我吃了两个，忽然掉了眼泪。
“我不是舍不得那间工作室。”
我说，“高姨那么信我。我昨天看见她在台下，连扶她都不让我扶。”
林沐抽了张纸递过来，没有劝我别难过。
“你先把能做的做了。你以为不哭，错就不算你的吗？”
我点头，把剩下的饺子吃完。
傍晚贺闻川发来一张照片。
我们住了五年的屋子里，他把我的衣服收进两个箱子，放在门口。
下面只有一句话：你不是要走吗？
东西我替你收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