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但我不后悔。你资助我三年，我很感谢，可感谢不代表我不能说出真实感受。”
班主任急忙拉她。
“许晴，少说两句。”
许晴却把手抽回来。
“老师，我已经成年了。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”
我点头。
“很好。”
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。
我拿起外套，路过她身边时停了一下。
“那你也该承担自己说完话后的结果。”
许晴皱眉。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我只说了三个字。
“成全你。”
许晴找到酒店时，已经是傍晚五点二十。
她没有一个人来。
她带着班主任。
班主任满脸为难，进门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沈总，我不是来逼您。我只是怕陶玉兰的手术真耽误。”
我请她坐。
许晴却站着不动。
她看着我，开门见山。
“沈先生，我妈明天手术。医院说今天六点前必须完成预缴。”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把缴费单给我。”
她这句话说得很自然。
像上午那个在台上说不再接受侮辱的人，不是她。
我问：“你不是不想再接受带着羞辱的帮助吗？”
许晴脸色微变。
“我说的是精神上的侮辱，不是说救命的钱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钱还分精神和救命？”
她咬了咬牙。
“沈先生，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只是一个学生，我妈是病人。”
她说“学生”和“病人”时，语气很重。
这两个身份，被她用得很熟练。
需要钱的时候，她是学生，是病人家属。
需要站上台控诉的时候，她是被资助人压迫的受害者。
每一个身份都是真的。
也都被她拿来当刀。
班主任低声说：“许晴，跟沈总好好说话。”
许晴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勉强压住脾气。
“好。沈先生，上午我的话可能让你不舒服。但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可以生我的气，可你不能拿我**命撒气。”
这句话把责任推得很熟练。
我忽然想起三年前，她问手机算不算学习用品。
那时她也这样。
先把好处拿到手，再把边界说成别人的刻薄。
我说：“许晴，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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