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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干部进门后，先看货架，又看堆在墙角的几十个包裹。
“谁是负责人？”
“我。”
市监所的人把举报材料摊在柜台上。
“有人投诉你无资质开展快递代收，还向取件人强制收费。情况属实吗？”
“不是强制。快递员投放前会征得同意，五毛钱是整理和保管费。”
他抬手打断我。
“有没有备案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没有寄递业务许可？”
“我只是替邻居暂存。”
“收了钱，性质就不一样。”
我指着货架上的包裹：“这些东西不是我要求送来的。快递员不肯爬楼，住户又不在家，我才腾地方帮忙。”
社区干部皱了皱眉。
“你有困难可以反映，不能自己定规矩收费。”
他说得轻巧。
好像这三年里，他们从来不知道这里堆着几百件快递。
执法人员开出整改通知。
三天内清空代收区域，停止相关收费行为。
店内货品暂缓销售，接受检查。
逾期不改，按无证经营继续处理。
两张封条贴上货架。
白底黑字。
正好压住我买来不久的面包和牛奶。
我问：“我不收费，也不收快递，可以吗？”
“先整改，之后再说。”
他们走后，我把通知书放在柜台上。
那半间屋子一下安静下来。
三年前，这里摆的还是米面和洗衣粉。
那年冬天，大雪封路。
快递员把整车包裹扔在院门外，谁有空谁自己翻。
六楼的赵奶奶丢了一盒降压药。
她蹲在雪地里找了两个小时，手冻得发紫，急得直掉眼泪。
我看不过去，让快递员先把剩下的件放进店里。
最初只有七八件。
后来是几十件。
再后来，每天两三百件。
我拆掉两排商品架，自费买了钢木货架，还按楼号、单元、手机尾号分类。
谁来得晚，我就陪着等。
最迟的一次，凌晨十二点半还有人敲门。
三年里，我替人找错件，追丢件，搬整箱的水和猫砂。
有人把别人的羽绒服拿走，说是我没看好。
我赔了。
有人拆错一部新手机，反咬是我交付混乱。
我又赔了。
四件羽绒服，一部手机，加起来三千六百多。
那之后我才开始收五毛。
不是为了挣钱。
是想让他们知道，这里不是没人管的免费仓库。
可他们还是把几十斤的东西一放半个月。
取件时连句谢谢都没有。
有次我搬猫砂闪了腰，疼得三天直不起身。
针灸、贴膏药、拍片，又花了两千多。
没有人问过。
今天，他们倒都知道那五毛钱了。
我看着玻璃柜外的污迹。
烂菜水已经干了，留下一层灰黑的印子。
罚单压在手边。
封条贴在货架上。
我忽然不想再解释了。
既然代收是违规，那就改。
彻底改。
我拉下卷帘门，骑着三轮车去了五金市场。
老板问我要什么。
我指了指角落。
“大号铁锤，撬棍，再来一台切割机。”
傍晚，三轮车开进家属院。
我把工具一件件卸到门口。
铁锤落在水泥地上。
咣的一声。
楼道里说话的人，全都安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