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机前，我给周律师发了行程。
他提醒我，沈砚之还没有回复新协议，回国后也许会主动找我。
“让他找您。”
我把护照放回包里。
“谈正事，我会见。不谈，就不见。”
飞机在第二天傍晚落地。
工作室助理开车来接我，一见面就说那块展板已经撤了，沈氏暂时换成了纯色**。
“许小姐还问，江姐是不是非要她在记者面前认错。”
“我只要我的画别署她的名。”
助理替我把箱子放进后备厢。
“沈总去工作室找过您两次。他问您是不是打算把工作室也搬走。”
我摇了摇头。
“我没说过要搬。”
他始终以为，离开他就意味着我得离开原来的生活。
回到工作室，玻璃门上的名字还在，窗台上的绿植长出了一片新叶。
我的画桌被助理擦得很干净。
那组草图原本放在抽屉最里面，如今摊开在桌上，旁边压着原始日期记录。
我坐下来，一张张重新看过去。
画第一张的时候，母亲还在。
画到最后一张，她已经住进医院。
我舍不得公开它们，也舍不得丢，所以把它们留在了工作室。
沈砚之拿走这些纸时，大概从没想过我为什么把它们收得那么深。
傍晚他来了。
隔着玻璃门，我先看见他站在外面，没有立刻进来。
助理问要不要替我挡住，我说不用。
沈砚之推门而入，目光落在桌上的原稿上。
“我听说你回来了。”
“来谈署名，还是谈离婚？”
“都谈。”
他拉开椅子，却没有坐。
“你在新西兰说不等，我以为你连这里也不会回。”
“工作室是我的，我为什么不回？”
他似乎被问住了。
很久以前，我为了陪他搬进别墅，把工作室的营业时间缩短了。
每次他临时说要一起吃饭，我都会先让助理替我收尾。
我做过那么多次调整，难怪他以为这一次，我也会把自己的地方让出来。
“晚意，”他说，“你回来是不是说明，我们还能谈？”
我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，是工作室要求更正署名的正式说明。
“这件事可以谈。离婚也可以谈。”
他看了一眼纸，又看向我。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门外有人敲玻璃。
是来取稿的客户，抱着一个长纸筒，见到沈砚之便停住了。
我走过去替她开门，接过要修改的稿件。
她问我：“**师，明天还能按原计划看样吗？”
“能。上午十点，我在。”
我把日期写在便签上，贴到画桌边。
沈砚之站在一旁，看着我和她商量画稿的细节，直到客户离开都没有插话。
他终于明白，我回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找他算账，也不是等他接我回家。
我还有明天要做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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