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我醒得很早，窗帘没拉严，一道灰光从缝里漏进来，落在床尾。瓯江的船笛声隔着一排旧楼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水底下敲钟。我躺了几秒，坐起来。
从床底拉出行李箱，我把蓝布包里的信和铜钥匙取出来，放进箱子内层的拉链袋里，拉好，推回床底。那份转让书折成四折，放进外套内袋。绣片叠成掌心大小，贴着内袋放好。周先生说别挎着那包上门，我没全听。蓝布包还是带上了，空的，不装要紧东西。
出了酒店，太阳已经升到江面上。空气里有股泥腥味，混着柴油和鱼干的气味。路边的榕树垂下密密麻麻的气根，有的已经探到地面，扎进砖缝里，重新长成一棵小树。我沿着江边走，过了三座桥，桥都不长，第二座桥面上晒着一层黑黑的菜干，踩上去嘎吱响。
望江路十四号在支路尽头，铁门锈成暗红色，门框上钉着一块白底门牌，数字褪得看不清了，我用指腹蹭了一下，“十四”两个字才显出轮廓。铁门没有门铃，我抬手敲了两下。铁皮门的声音比别的门沉，像敲一只倒扣的空锅。
门里传来脚步声，走了几步，停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缝拉开一条，露出一张脸。
女人，五十岁上下。眉骨高，颧骨有一点明显，皮肤是那种晒过很多年的颜色。头发夹着几根白，在脑后拢成一把，用一只黑**别住。目光从我额头扫到下巴，又回到眼睛上，定住了。
“找谁。”
“我找纪望舒。”
她没有应声，也没有关门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站在门外能闻到屋里的气味，旧木头加一点桂花香，很淡，像从某件衣服的夹层里透出来的。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她问。
“上海。”
“**叫什么？”
“沈明秋。”
她的喉咙动了一下，像咽了什么东西。门缝又开大了些，她往外探了探头，看了看巷口，才把门让开：“进来吧。”
我跨过门槛，脚下是一块磨得发亮的水泥地。屋子不大，一张方桌，两把椅子，桌上放着搪瓷杯、一把剪刀、一团棉线，还有一副老花镜，镜腿折了，用一圈白胶布缠着。墙边立着一只老式木柜，柜门关着，柜顶放着一只塑料脸盆，脸盆里扣着几把菜干。
她没让我坐，先伸手把桌上的剪刀和棉线拨到一边，又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背包是空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她目光落在我肩上，语气平平的：“你挎着包，但包是空的。你不放心我。”
我解开蓝布包扣，翻过来，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。我把包放回肩上：“信和钥匙，锁在酒店了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像是认可了这个回答。她拉开椅子坐下：“东西呢？”
我从外套内袋里取出绣片，放在桌上。蓝底布料已经有点脆了，叠成四折，折痕处颜色变浅。我把一角掀开，那半朵桂花露出来，浅绿色的线收在叶子边，旁边是一个深蓝色的“夕”字。
她盯着那块布，没有马上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伸出手，指腹落在那个“夕”字上，顺着绣线的纹路摸了一遍，像摸一件瓷器有没有裂纹。
“这个字，我绣了三天。”她说，声音没变，但手停在那朵桂花上，指尖微微用了一下力，“头一天绣好了，觉得线色不对，拆了。第二天又绣，绣到最后两针，手被**了一下，血珠子染在线头上，又拆了。第三天我才绣完。**说，她给你起名字的时候，想了好久。最后选了这个字。她说，等黄昏的时候生下来的，就叫这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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