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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反锁房门，拉上所有窗帘。
手机里的视频只有七分十三秒。
我却迟迟不敢按下播放键。
弟弟从小不会说话。
为了和他交流，我十二岁时跟着老师学过手语。
长大以后，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我只记得常用的手势。
可弟弟每次见到我，仍会故意把动作放得很慢。
他怕我看不懂。
也怕我觉得他麻烦。
我闭上眼，按下播放键。
昏暗的画面轻轻晃动起来。
几秒钟后，我看见弟弟的脸。
他的嘴角破了，额头也有血。
他不时回头看向门外，像是在提防什么人。
随后，他抬起受伤的双手，对着镜头比起手语。
视频快结束时，他隔着镜头看着我。
那双眼睛里没有怨恨。
只有担心。
原来直到被他们推进深渊的最后一刻，他想的仍然是保护我。
我一遍遍回放视频。
眼泪滴在屏幕上，模糊了弟弟的脸。
他坐了三年牢。
受了三年欺负。
好不容易活着回来，却发现最爱的姐姐也相信他是个禽兽。
我甚至亲手把女儿从他面前抱开。
“砚声。”
我抱紧手机，终于失声痛哭。
“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”
哭到再也流不出眼泪后，我将视频复制到三张存储卡里。
一张装进银行保险箱。
一张寄给远在外省的大学同学。
原手机则被我用防水袋包好，藏进弟弟骨灰盒底座的夹层。
做好这一切，我才联系了一名专门**刑事申诉的律师。
我没有给他看视频。
只以假设的方式询问，如果被告人生前留下了与笔录内容不符的影像，能否推翻原案。
律师告诉我，单独一段影像很难完成翻案。
尤其祁叙白本身就是律师。
他完全可以质疑视频被剪辑，或主张弟弟为了脱罪故意撒谎。
想启动再审，必须找到更多能够互相印证的材料。
原始手语记录、探视记录、保外就医文件，以及当年的讯问时间，都可能成为突破口。
我刚走出律所，祁叙白的电话便打了过来。
“你在哪里？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刚从外面回来。”
“我提前回家了，怎么没看见你？”
我望着马路对面的玻璃橱窗，强迫自己的声音恢复平静。
“以前的同事被丈夫打了，想离婚又不敢报警，托我替她问问律师。”
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。
祁叙白很快笑了。
“家里就有律师，何必舍近求远？”
“让她联系我，我可以帮她。”
“好。”
回到家时，郁棠也在。
她正坐在沙发上陪念安拼积木。
见我进门，她自然地接过我的包。
“什么同事这么神秘，连名字都不肯告诉叙白？”
我心口微沉，脸上却露出无奈。
“她怕男人知道，特意求我保密。”
“等她愿意说，我第一个介绍叙白帮她。”
郁棠笑着点了点头。
“也是，叙白这么厉害，不用白不用。”
她把切好的水果推到我面前。
动作自然得像过去无数次一样。
祁叙白从书房出来，替我披上外套。
“葬礼刚结束，别总替别人操心。”
“现在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我和念安。”
我靠在他怀里，顺从地嗯了一声。
他们谁也没有发现，我口袋里握着一张新的案件材料调取申请。
当天深夜，申诉律师发来一条消息。
三年前的卷宗目录显示，那份关键的手语笔录，曾经出现过两个版本。
而最早的那一份，失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