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夕夜，我们是用猪油渣拌着白饭吃的。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个人愿意为了我拼命。
日子像钝刀割肉，虽疼，但也得一天天挨。
转眼我上了初中。青春期的自尊心像野草一样疯长，而贫穷就是那把随时会落下的除草机。
学校要交一百块钱的资料费。
一百块，对于城里的孩子可能也就是一顿肯德基，但对于我和大伯来说，那是卖掉几百斤玉米才能换回来的命。
我回家的时候，大伯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。他的手因为常年劳作，关节肿大变形，每弯曲一下都要微微颤抖。
“大伯，学校说……要交钱。”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
“多少？”大伯手里的活没停。
“一百。”
竹条“啪”地一声断了，弹在大伯的手背上，瞬间起了一道红印。
空气死寂了很久。
“没事，大伯有办法。”他站起身，拍了拍**上的土，一瘸一拐地进了里屋。
第二天，大伯没在家。直到天快黑了，他才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架子车回来。车上空空荡荡，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，鼓囊囊的。
“拿着，明天交给老师。”他把一把零钱塞给我，有十块的，五块的，还有一大把钢镚，带着体温和一股淡淡的汗酸味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天他去了县里的建筑工地，求着人家工头让他搬砖。工头嫌他腿脚不好不要他，他就给人家跪下，说按半个人的工钱算也行。
一天下来，肩膀磨破了皮，血把衬衣都粘住了，才换回这把零碎钱。
就在我以为生活只能这样艰难维持的时候，那个男人——我的生父，李二柱，突然回来了。
他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。副驾驶上坐着一个烫着**浪的女人，怀里还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，手里拿着变形金刚。
他们不是来看我的。
他们是来要房子的。
原来村里传说要拆迁修路，这几间破土房和宅基地突然变得值钱了。
堂屋里，李二柱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叼着**烟，烟灰随意地弹在那个缺了角的八仙桌上。
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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