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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组要求我补充与沈知微关系状态相关的材料。
他们想确认，我连续三次拨打电话是否属于正常求助，以及沈知微是否因私人矛盾作出拒绝会诊的决定。
我回到租住的房子，打开旧电脑。
名为“情绪管理”的备忘录还在。
里面有三年来每一次扣分记录。
不是因为我认同它。
是沈知微要求我每日复盘。
“情绪管理不是控制你，是让我们都更轻松。”
这是她第一次把表格交给我时说的话。
那时我刚因她连续三天没回家，问了一句是不是出了事。
她没有发火，只花一个晚上设计了评分标准，还替我标出“可改善行为”。
她说愿意陪我成为更好的人。
我信了。
后来我高烧独自挂水，车坏在暴雨里走了四公里，父亲住院也不敢找她。
每一次忍耐，都换回几分暂时安全。
我将备忘录打印出来，交给调查组。
工作人员翻到最后一页。
亲属**，半夜连续来电三次，扣五十分。
会议室里很安静。
沈知微坐在对面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。
“这是夫妻间的私人约定，不代表我的医疗判断。”
调查人员问：“您看到来电后，是否知道是公公**？”
“他没有在电话里说明。”
“短信呢？”
沈知微顿了一下。
我把发送记录推过去。
我爸脑出血，急诊说只有你能主刀，求你接电话。
发送时间，十点零七分。
显示已读。
她曾说没有看到。
也说手机静音。
现在屏幕上那两个灰色小字，把所有解释都堵死了。
“我当时认为他存在夸大倾向。”
沈知微终于开口，“过去他多次因情绪问题过度联系我。”
“过度联系？”
我翻到上一年度。
总共七次电话。
两次是物业漏水，一次是父亲体检，其余四次，都在白天。
沈知微按住纸页。
“季屿，够了。”
她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失去耐心。
我抽走纸。
“你制定的规则，怎么会不够？”
她的手僵在桌面上。
调查结束后，我走出大楼。
半小时后，沈知微打来电话。
我没接。
她发来一张照片。
北窗大开，雨水打湿了我从前放绿植的位置。
怎么关？
我看了很久，只回复了一句。
问物业。
她很快又发来消息。
季屿，家里很多东西我不会处理。
我没回复她。
那天晚上，调查组通知我，情绪积分表已被列入辅助证据。
沈知微用来证明我“不稳定”的东西，开始证明她的判断究竟偏到了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