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想出国。”
陆曼转过身来看着他。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大了，密集地敲着玻璃。陆坤靠在厨房门框上，表情很平静，和当年说“我考上了”时一模一样。“想好了？”她问。“想好了。”她点了点头，把热好的牛奶递给他，说：“行。”
九月初，陆坤飞到了大洋彼岸。目的地是英国，一所预科学校，先读一年预科，再考本科。这座城市总是下雨，天空是洗不干净的灰白色，空气里弥漫着湿冷的草木味和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。校园很美，红砖建筑，爬满了常春藤，草坪修剪得一丝不苟。但陆坤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丢进水里的螺丝钉，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正常运转，只有他在往下沉。
出国的第一个月，他的焦虑症全面爆发。他吃不下饭，不是因为不饿，而是因为每次把食物放进嘴里都会觉得恶心，咀嚼变成了一种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完成的任务。他睡不着觉，不是因为不困，而是因为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开始自动播放各种他不想看到的画面——巷口空荡荡的石墩、庄伦在病床上苍白的脸、王***孙子跪在灵堂前、陆曼在厨房里肩膀发抖的背影。他开始害怕上课，怕在人多的教室里坐着，怕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，怕同学的目光落在他身上。他更害怕的是，怕英国的雨，因为这里的雨和那年庄伦站在走廊上说“以后谈恋爱的时间长着呢”那天下的雨，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一模一样。他不敢告诉任何人。给陆曼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会刻意提高声音，笑着说“挺好的，同学都挺友善的，就是饭吃不惯”。给贺鸣森发消息的时候，他会多发几个表情包，让对话看起来轻松热闹。他学会了在接电话之前深呼吸三次，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刚哭过。
但身体骗不了人。两个月之内他瘦了将近二十斤。一米七八的个子，体重掉到了不到一百斤，手腕细得戴不住手表，原本合身的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地晃。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**，有一次在楼梯上碰到他，吓得差点叫了救护车，以为他是哪个难民偷跑进来了。
陆曼在视频电话里看到他之后，第二天就订了机票飞过来。她在陆坤的房间里坐了五分钟——看了他叠得整整齐齐却从来没睡过的床，看了他桌上只咬了两口的三明治，看了他瘦得凹进去的太阳穴和脖子上凸起的青筋——然后她拿起手机，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给公司，请了长假。她没有哭。在儿子面前，她没有哭。
陆曼给陆坤请了一个住家医生。医生是个英国人，叫索伦，四十出头，有一头浅棕色的卷发和一双灰蓝色的眼睛，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慢，像大提琴的最低音。他每周来三次，每次来都带一束他自己花园里种的薰衣草，说是能帮助睡眠。他**白大褂，永远是一件旧旧的灯芯绒外套，口袋里揣着一小包黄油饼干，说是他女儿烤的，烤糊了，但还凑合能吃。
陆坤一开始对所有医生都本能地抗拒。他不说话，不看人，把自己缩在沙发角落里，膝盖蜷到胸口，像一只把自己团成球的刺猬。索伦来了之后就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，也不说话，有时候翻翻带来的书，有时候就只是喝一杯陆曼泡的茶。他从来不问“你感觉怎么样”或者“你愿不愿意聊聊”这种问题。他只是存在——安静地、稳定地、没有任何攻击性地存在在那个空间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