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十六岁那年夏天，眉山遭了旱。
连续四十多天没下一滴雨。玻璃江瘦成了一条细线，河床上的鹅卵石被太阳晒得发白，踩上去烫脚。
城外的稻田裂出一道道口子，像老人的手背。农夫们从早到晚守在田边，拿木桶从快要干涸的水渠里舀水浇地。一桶水泼下去，泥土滋滋地冒一阵白烟，转眼就干了。
苏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。苏洵虽然不做官，但祖上留下的田产还在，城里有几间铺面收租，不至于为一场旱灾就揭不开锅。但苏轼每天去天庆观的路上，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让人心里发沉。
先是路边多了些挑着担子卖儿卖女的人。不是真想卖，是把孩子摆在集市上，旁边立一块木牌，写着“愿托善人家”。那些孩子大的七八岁，小的还在襁褓里，晒得满脸通红，哭都哭不出声来。后来连这样的人也少了——大概能托的都托出去了，托不出去的只好抱回家去，一家人对着空米缸发呆。
有一天傍晚，他从天庆观回来，路过城门口。一个老妇人坐在墙根下，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。孩子闭着眼，嘴唇干裂，分不清是睡了还是昏过去了。老妇人面前摆着一只破碗，碗里什么都没有。
苏轼把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，摸出两个铜板。他蹲下来，把铜板放进碗里。老妇人睁开眼睛看了看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
他站在那里，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。两个铜板能干什么。买一碗粥，喝完就没有了。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他兜里还有几个铜板，都拿出来也不够这一对祖孙活过这个夏天。
他第一次发现，世上有些苦，是他帮不了的。
回到家，他径直去了厨房。程夫人正在蒸馒头，灶台上的热气把她的脸熏得红红的。苏轼站在门口，把城门口看到的事说了一遍。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像是自己跟自己说：“两个铜板，够干什么呢。”
程夫人把蒸笼盖好，转过身来。她没有直接回答苏轼的问题。她问他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的那句话吗。
苏轼说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一丝一毫也不能取。
程夫人说，那是前半句。还有后半句。
苏轼愣了一下。他记得母亲从来没说过什么后半句。
“别人有难，能帮多少是多少，”程夫人说，“帮不了的时候，至少不要装作看不见。”
她说完从蒸笼里捡了四五个馒头，用布包好，递给苏轼。
“明天路过城门口，给那对祖孙送过去。”
苏轼接过布包，热乎乎的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姐姐八娘回来那天，母亲坐在堂屋里哭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不懂，母亲那么难过，为什么还要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。现在他隐约懂了一点。
母亲不是不难过。她知道世上有些苦是填不平的。但她还是填。能填一铲是一铲。
第二天，他把馒头送到了城门口。老妇人接过布包的时候给他跪下了。他手忙脚乱地把人扶起来，说使不得，说了好几遍。旁边有个乞丐看见了，凑过来问他有没有多余的。他把兜里最后三个铜板全掏出来了。
到了天庆观，他把这事讲给张易简听。张易简正在翻晒受潮的经卷，听完了，放下手里的书，问了他一个问题。
“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难受？”
苏轼说，难受倒没有，就是觉得自己很没用。
张易简说，难受才好。不难受的人不会想着去改变什么。
他走到廊下，看着院子里那两棵银杏，说了一句让苏轼想了很久的话。
“读书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是把书里的道理当成道理本身。书上说治天下要行仁政，四个字，你觉得很简单。但到了真的要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四个字不够用，四十个字也不够用。你得先知道那个人在饿着。”
苏轼站在他旁边，看着银杏叶一片一片地往下落。他忽然觉得，天庆观的院子好像比外面那条街小了。
那年夏天，苏轼开始往城外跑。
不是去游山玩水。他让阿福带着他去附近的村落，去看那些在旱灾里挣扎的人。阿福家里三代都是佃农，对田间地头的事门清。他跟苏轼说，大公子你别看这些地现在裂成这样，等秋后下了雨，冬小麦种下去，照样一片青。苏轼问，那这几个月怎么办。阿福说扛着呗。不是扛着的扛，是扛过去的扛。
苏轼把这句话记住了。
他在村子里跟农人聊天。问他们一亩地打多少粮食，交多少赋税，剩多少口粮。问他们平时吃什么，过年吃什么。问他们孩子读书了没有。农人们一开始见他穿着长衫，说话客气得很。后来见他跟阿福蹲在田埂上啃干馒头，就慢慢放开了。有人跟他说，最难的不是天旱，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——新粮还没下来，旧粮已经吃完了。那两个月，全靠野菜糊糊撑着。
苏轼说，官府不赈济吗。农人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苏轼也没再问。他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写那些文章。父亲在书房里对着油灯写了几十年，写的不就是这些人吗。
那些天他回到家里，比以前沉默了一些。苏辙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怎么。苏辙不信，但也没追问。他知道哥哥这种沉默不是心情不好，是在想事情。
有一天晚上，苏轼在灯下翻《论语》，翻到一段话。子路问君子之道，孔子说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”修己以安百姓。六个字。他合上书，对着灯芯坐了很久。
以前他以为这句话的重点是“修己”。把自己修好了，就配得上君子这两个字了。现在他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重点是“安百姓”。修己只是前提。安百姓才是目的。你没把百姓安顿好，自己修得再好也只是半个读书人。
这个道理，书里写了，张先生讲过，他都听过。但真正让他想明白的，是那个老妇人接过馒头时跪下去的样子，是田埂上农人说“扛着呗”时的语气。不是哭诉，不是控诉，就是扛着。他们扛了一辈子、几辈子。
他铺开纸，想给在外游历的父亲写封信。提起笔又放下了。有些话还没想清楚，写了也是废话。他决定再出去看看。
第二天，他又跟阿福去了城外。这回去了更远的村子，走了半天的路。回来的路上，两个人在一棵老槐树下歇脚。阿福指着远处一片干裂的田地说，大公子，你看这地，像不像一张嘴。张着嘴，等水喝。
苏轼看着那片地，很久没说话。
傍晚时分他回到城里，去天庆观还一本书。张易简正在院子里浇菜，看他满脸尘土，说了句，又出去了。
苏轼说，先生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
张易简放下水瓢。
“以前你问我读书是为了什么，我说是为了心里亮堂，”苏轼说，“现在我觉得光是心里亮堂不够。心里亮堂了，别人还在黑暗里，光自己亮堂有什么用？”
张易简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
他重新拿起水瓢，往菜畦里浇了一瓢水。水落下去，干土变成了湿土。一瓢水浇不了几棵菜，但他浇得很认真。
苏轼看着那片湿土，慢慢明白了。
他没有再问。他向张易简鞠了一躬，转身往回走。走到巷口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石板街上亮起稀疏的灯火。阿福挑着担子在前头等他，催他走快点，夫人等着开饭。
苏轼加快了步子。远处，玻璃江在暮色里泛着最后一点微光，安静得像一条睡着了的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