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着周小棠期待的眼神，把电话那头的话转述了一遍。
她听得很认真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怕漏掉。
等我说到“每年清明节都有一笔纸钱”的时候，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
但听到“**三十八年之后中断”时，那光芒又暗淡下去。
“他们去了**，”她喃喃自语，“不是不给我烧钱了，是隔着海，烧不过来。”
然后她抬起头，冲我鞠了一躬：“谢谢你，陈先生。我知道他们还惦记着我，就足够了。我排了八十多年队，就是为了等这句话。现在我可以安心去投胎了。”
她的身体开始变透明，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化为光点，但她的笑容在最后一刻依然清晰。
“再见，陈先生。帮我告诉我爸妈，我在下面过得很好。让他们别挂念。”
她消失了。广场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光斑，然后光斑也散了。
我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记录：
“第一案：周小棠。执念已解。转投胎。”
谢必安的残影靠在城墙上，看着周小棠消失的方向，用食指关节在城墙上轻轻叩了两下——老戏班里在**对即将上场的演员表示认可的手势。
“你的第一场戏，演得不错。台词少了点，但情绪到位。”
“我在跑龙套的时候演过社工，”我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，“三句台词——‘你好’，‘请坐’，‘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’。那场戏被剪了，但演技还在。”
广场上，剩下的十几个鬼魂还在排队。
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每一只鬼的背后都有一段未了的故事。
它们安静地等着，不急不躁，像是知道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听它们说话了。
我重新拿起笔，对队伍里的下一个鬼魂招了招手：“下一位。”
第二个走上前来的鬼魂让我愣了一下。
那是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中年男人，年纪大概四十岁出头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发紫，胸口有一片被什么东西贯穿的黑色伤口。
他的眼神不像周小棠那样带着期待，而是带着一种极深的、被压了很久的愤怒——不是怨气，是愤怒。
愤怒和怨气之间的区别，我现在已经能分辨出来了。
“我叫孙建国，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在砖头上，每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音，
“二〇一一年死的，死因是心脏骤停。幽都说我是正常死亡，让我去排投胎号。但我不是正常死的——我是被人害死的。”
广场上的气氛忽然变了。
谢必安的残影从城墙上走下来，走近了几步。
其他排队的鬼魂纷纷往后退开，像是被孙建国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逼退的。
“说下去。”我打开笔记本新的一页。
“我的主治医生给我开了一种药，说是降血压的。我吃了三年。死的那天晚上，我老婆发现药瓶空了，就拿了一盒新的，同一家医院开的，同一个药名。但她后来把两盒药的说明书对比了一下，发现旧的那盒，有效期那一行被人用刀片刮掉了，重新印了一个新的有效期。她起了疑心，把药送到药监局检验。检验结果——那盒药是过期的，已经过期八年。里面的有效成分降解了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根本起不到降压作用。但医院电脑系统里的进药记录，全部被改成了新批号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——那是他死前穿的病号服口袋里的东西，鬼魂的执念让它保留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