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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生效那天，我去了许安墓前。
我告诉她，我准备成立一个出行安全基金。
基金不做宏大的**。
只解决几件具体的事。
给行动不便的学生提供固定放学接送；定期检修轮椅；建立不会被私人账号删除的紧急求助系统；为学校周边不合格的无障碍坡道提供改造支持。
第一批服务名单里，有许安职校的七名学生。
基金成立后，我第一次独自处理接送车辆临时故障。
以前遇到这种事，我会立刻打给贺承洲。
他擅长安排人，也总能最快解决问题。
那天，我联系备用车辆，重新核对家长地址，又亲自陪最后一个学生回家。
忙完已是深夜。
我站在路边，忽然发现自己一整天都没有想过向他求助。
一个月后，贺承洲来到基金会。
他换掉了昂贵西装，胸前挂着志愿者证。
“我申请做车辆安全检查。”
负责招募的同事把资料递给我。
贺承洲没有特殊资助人身份，也没有要求见我，只按照普通志愿者流程接受审核。
我走出去时，他正在检查轮椅固定扣。
动作很慢，也很仔细。
看见我，他直起身。
“我没有用安安的名字对外宣传。”
“嗯。”
“做完这期，我会去盘山路参加防护栏改造。不是基金项目，是我个人承担。”
“可以。”
他望着我，像是还想说什么。
最后只问：“我还能做什么？”
我停下脚步。
“记住她怎么求救。”
他的脸色一点点白下去。
“记一辈子。”
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有回头。
后来，我听工作人员说，贺承洲一直在做志愿服务。
不拍照，不接受采访，也没有再以捐款换取任何见面机会。
他做什么，是他的责任。
原不原谅，是我的选择。
基金运行满一年那天，我带着一包薄荷糖去看许安。
墓前多了一小束新鲜雏菊，没有署名。
我把糖拆开，含了一颗。
清凉的甜味慢慢化开。
“安安，第一批接送车已经跑满一年了。”
“所有孩子都安全到家，一个也没落下。”
风吹过墓园，照片里的她仍笑得很傻。
我摸了摸碑上的名字。
“姐姐以后会甜一点。”
“但不是因为他。”
下山时，夕阳正落在新修的无障碍坡道上。
这条路不需要谁替我铺平。
我会自己走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