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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线那天，医生在复诊单上写明不能搬重物。
沈谦看完，直接提起我脚边的器材箱：“能拿不等于每次都要自己拿。”
“里面只是样片。”
“那也有人负责搬。你负责决定它们放在哪里。”
他把艺术周方案交给我，评审会上也没有替我发言。
等我讲完，他对所有人说：“这是**的方案，意见直接和她讨论，最后由她决定。”
三天后，原工作室助理发来几张退片通知。
姜落套用了错误参数，三家客户的成片都出现色差，其中一组还交错了尺寸。
助理问：“林姐，程总找不到交接清单，让我问你能不能回来调一次。”
“清单发在工作群，也打印了一份，放在他电脑旁。”
“他找到了，可姜落看不懂。”
“那就按合同处理，我已经离职。”
品牌负责人随后联系我，愿意单独付费补救。
我拒绝绕过原合同接手，只把交接邮件的时间和文件路径重新发给对方。
第二天，三家客户同时暂停合作，影曜按约承担返工费用。
助理说，程淮之第一次自己坐到调色台前，从服务器里翻出了我留下的项目备注。
每个客户的偏好、设备参数和交付节点，都有清楚记录。
一个老客户把返工照片放到他面前：“过去**会在交片前做三轮校色，还会让印刷厂回传样张。你说她只做后期，现在谁来签最终确认？”
助理转述这句话时，还发来一张流程表。
最后签字的人一直是我。
当晚，他去了我父母家。
母亲隔着门告诉他：“她不是你叫回去收拾烂摊子的员工。人走了，就别再找。”
他在楼下等到天黑，最后只把那枚银戒放进信箱，又拿了回去。
第二天，他用新号码打来：“昭，我看完以前的账本了。那些客户都是你找的，最难的几年也是你在垫钱。”
“账本一直在办公室。”
“我以为你能扛。”
“所以你把所有事都交给我扛。”
“家里的咖啡机、药箱和账单也都是你在管。我这几天才发现，连房东的电话都只打给你。”
“租房***已经改成你，欠的水电费也发进了邮箱。照单处理就行。”
“股份和工作室都给你，我把姜落调走。你告诉我地址，我接你回家。”
“我不需要影曜。”
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“密室里，我只要你拉我一把。展厅里，我又伸过一次手。”
他的声音发紧：“以后我一定先护你。”
“已经没有以后了。”
我挂断电话，没有再接陌生号码。
一个月后，重构视觉艺术周开幕。
我站在自己的展位前，姓名牌上只有“**”两个字。
有人问作品背后的故事，我没有提程淮之，只讲光线如何穿过裂纹，在墙上留下新的形状。
一位旧客户在展位前认出我，当场把下一季拍摄需求交给项目组。
他说过去只知道影曜，从不知道成片背后是谁。
沈谦把合同推到我面前：“主创栏空着，你自己填。”
散场后，沈谦把撤展清单递给我：“明天九点开始，你做总控，不许亲自搬箱子。”
我在负责人一栏签下名字。
过去由我替别人补上的位置，这一次，终于由我自己站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