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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手术室前，护士递给我一块电子写字板。
害怕吗？
我想了想，写下：
害怕。
护士又问：
需要联系家人吗？
我的指尖停顿片刻。
最后写下：
谢谢，不用。
门缓缓合上。
头顶的灯一盏接一盏掠过，我的世界依旧寂静。
没有仪器声，没有医生交谈，
我原以为自己会崩溃。
可真正躺在手术台上时，我反而无比平静。
过去七年，每次害怕，我都会下意识寻找顾沉川。
好像只有他在，我才能活下去。
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没有人握着我的手，我也可以独自面对。
再次醒来时，窗外正在下雪。
医生在纸上告诉我，手术过程很顺利，但能否恢复部分听觉，要等一个月后才能确定。
我点了点头。
伤口很痛。
可那种痛是真实的。
不像顾沉川给我的爱，温柔地包裹着我，
却让我分不清究竟是依赖、愧疚，还是喜欢。
康复期间，我认识了林遥。
她从小失聪，是医院的手语志愿者。
第一次见面，她用手语问我：
你会手语吗？
我摇头。
顾沉川学过手语。
可他很少真正用手语和我交流。
他说我右耳还能听见，应该多开口、多适应正常人的生活。
于是七年来，我努力读唇，努力分辨声音，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需要特殊照顾的人。
林遥看完我的回答，笑着比划：
那就从名字开始。
她教我如何表达“沈听夏”。
“沈”像缓慢沉入水底。
“听”是指尖靠近耳侧。
“夏”则像阳光落在掌心。
一个月后，人工耳蜗开机。
医生调试设备时，我面前的世界突然震动了一下。
尖锐、陌生，像金属碰撞。
我本能地捂住耳朵。
医生放慢嘴型。
“能听见吗？”
我只能分辨出断断续续的音节。
它们并不像记忆中的声音，甚至有些刺耳。
眼泪不受控制的流，
无论手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自己都熬过来了。
此后的半年，我每天接受听觉训练。
从辨认敲门声、脚步声，到听清自己的名字。
我也跟着林遥学习手语，尝试一个人坐车、购物、**手续。
第一次走错路时，我没有打电话求助。
我打开地图，拿着手机向陌生人询问。
第一次听不清店员说什么时，我不再自卑，而是变得更加坦然，
“抱歉，我听力不好，请面对我，慢一点说。”
承认自己听不见，并不可耻。
真正让我痛苦的，从来不是失聪。
是有人不断告诉我，我是负担，是麻烦，是需要被拯救的人。
后来，我成为医院的中文志愿者。
我陪刚刚失聪的患者做检查，告诉他们手语和助听设备不是羞耻。
我还写了一篇关于听障人士隐私与媒体伦理的文章。
文章被一家公益机构转载，邀请我参加年度论坛。
站上台前，主持人问我要不要关闭现场直播。
我摇了摇头。
“可以直播。”
“但每一段内容，都需要经过我的同意。”
**结束，全场掌声响起。
人工耳蜗将声音传进脑海，依旧带着轻微失真。
可我听得很清楚。
走**时，林遥忽然拉住我，朝会场出口指了指。
落地窗外站着一个男人。
他瘦了很多，黑色大衣上落满了雪。
隔着玻璃，他没有喊我的名字。
只是抬起双手，用生疏却清晰的手语，对我说：
沈听夏，对不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