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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后的第一个月,我每天四点半都会看手机。

那是小野放学的时间。

以前傅砚辞总会发来一句:

已经接到了,你在家等。

到了新加坡,我仍会提前结束工作,回到空荡荡的公寓。

直到某天站在电梯里,我才意识到,已经没有人需要我等。

公司为外派员工安排了心理咨询。

咨询师问:

“你上一次拒绝别人,是什么时候?”

我想了很久,想不起来。

傅砚辞皱眉,我会放低声音。

婆婆叹气,我便主动退让。

小野一哭,我就觉得是自己的错。

二十二岁那年,我和傅砚辞刚恋爱。

暴雨封了校园,他冒雨跑到教学楼下,把外套盖在我头上。

“你别动,我来接你。”

那时我以为,这是爱。

结婚以后,他仍常说:

“你别去。”

“你在家等。”

我也一次次照做。

心理咨询没有让我立刻改变。

我仍会下意识拿起傅砚辞喜欢的咖啡,再在结账前换成自己爱喝的茶。

同事让我替她赶报告。

“林姐,你最好说话了。”

我打开文件,又关上电脑。

“这是你的工作。”

说完后,我担心了一整晚。

第二天,她照常和我打招呼。

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后来,项目出了问题,我不再替所有人担责,而是重新划分任务。

总经理有些意外。

“你以前总把别人的事揽到自己身上。”

“现在不想了。”

我用了半年,才学会说完这句话后,不再解释。

傅砚辞一直通过律师发送小野的治疗记录。

最初,我每封都会立刻打开。

后来一周一次。

最后只看医生的评估。

离婚后的第六个月,儿童心理中心发来报告。

建议逐步恢复母子线下相处,首次见面可安排在熟悉的放学场景。

项目告一段落后,我回国参加家庭治疗。

傅砚辞来机场接我。

半年不见,他瘦了许多。

他想接行李,又收回手。

“医生说,今天可以接小野放学。”

“好。”

到了小学门口,他递给我一张新的接送卡。

“档案都改回来了。”

我收下卡,没有回应。

放学铃响后,小野背着书包走出来。

看见我,他停了几秒。

过了一会儿,他自己走到我面前。

“妈妈。”

这是三年来,他第一次在校门口这样叫我。

“你还会回新加坡吗?”

“会。”

他的眼圈红了,却没有哭。

“那我放假可以去看你吗?”

“等医生同意,我会安排。”

他小心地牵住我的手。

“医生说,你去工作,不是不要我。”

“对。”

经过门禁时,屏幕亮起:

傅野母亲,接送成功。

傅砚辞忽然叫住我。

“晚晚,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?”

我回过头。

眼前的人,依稀还是当年冒雨来接我的少年。

可后来,也是他让我在家等了三年。

“不能。”

我没有再解释。

小野晃了晃我的手。

“妈妈,我们去哪?”

“吃饭。”

“可以吃鸡丝面吗?”

“可以。”

我牵着他走向学校旁的面馆,没有回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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