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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七遍谎言》内容精彩,“爱吃的李半仙”写作功底很厉害,很多故事情节充满惊喜,陈海生楚云舒更是拥有超高的人气,总之这是一本很棒的作品,《第七遍谎言》内容概括:江城发生一起轰动全城的绑架杀人案。十二岁少女沈听晚在一次放学后失踪,五天后,她的尸体在废弃工厂被发现。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——十九岁的无业游民陈海生。在重案组组长宋明远的审讯下,陈海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,案件告破。沈听晚的母亲楚云舒,曾是国内最年轻的犯罪心理学教授。女儿出事后,丈夫与她离婚,她辞去教职,众叛亲离。所有人都劝她放下,向前看。她没有争辩,只是沉默地接受了这一切。然而没有人知道,在结案后的第三年,楚云舒找到了七个人。他们都是当年案件的关系人,每个人都在法庭上说了谎。而陈海生,不过是被推出来的替罪羊。她没有报警。没有翻案。她只是把这七个人,一个一个约出来喝了一杯咖啡。“我只想知道真相。”她平静地说。没有人知道那七杯咖啡之后发生了什么。人们只知道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当年所有说谎的人,都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而故事真正的序幕,就从这第七个人接到楚云舒的电话开始——“您好,我是沈听晚的母亲。您可能不记得我了,但我的女儿,应该还记得您。”...
第11章
江城监狱的会见室是一间狭长的屋子,中间被一道厚厚的玻璃墙隔成两半。玻璃是防弹的,上面布满了细密的划痕,把对面的人影切割成无数个模糊的碎片。墙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,一把是铁质的,固定在地面上,另一把也是铁质的,同样固定在地面上。
楚云舒坐在玻璃的这一侧。
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,头发比平时盘得更紧,露出整张脸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——不是紧张的节拍,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有规律的、像钟摆一样的频率。
三年了,她第一次即将见到那个**她女儿的人。
不,不是**。是顶罪。这两个词之间有巨大的差别,但对她来说,那个差别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陈海生是那间废弃工厂里唯一活着的人。他知道沈听晚最后看到了什么,听到了什么,说了什么。
这些答案,她等了三年。
走廊尽头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。那是脚镣——死囚特有的配饰,每走一步都会在水泥地面上拖出一道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声音越来越近,每一次落地之间的间距很短,说明他的步子很小。不是不想迈大,是脚镣之间的铁链长度有限,只允许他用碎步挪动。
门开了。
陈海生走进来。
楚云舒在网上见过他的照片,三年前被捕时拍的。那张照片里,他是一个瘦弱的、一脸茫然的十九岁少年,眼窝深陷,嘴唇干裂,看起来像一只被雨淋透的流浪猫。现在坐在她对面的这个人,已经二十二岁了,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他的头发剃得很短,露出头皮的青茬,颧骨高耸,两颊凹陷,囚服的领口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,像是套在一具衣架上。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了。
三年前那双眼睛里只有空洞和恐惧,像两口干涸的井。现在这双眼睛里,有某种东西在闪烁。不是希望——一个**犯不太可能还有什么希望。更像是某种迫不及待想要卸下的重负,把一个溺水的人压在水底三年的石头终于要被搬开了。
他坐下来,脚镣在椅子腿上磕了一下,发出一声闷响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脚镣,然后抬起头,隔着玻璃看楚云舒。
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大概十秒钟。没有人说话。会见室角落里的狱警抱着胳膊站在墙边,目光在两人之间扫来扫去。
“你来了。”陈海生先开了口。他的声音很沙哑,像是很久没有喝水,又像是太久没跟人说话,声带生了锈。他伸手去拿墙上的对讲话筒,手腕上的**在日光灯下反着白光。
楚云舒也拿起了话筒。她没有说话,只是把话筒贴在耳边,等他继续。
“我知道你在查许家。”陈海生说,声音很低,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,像是之前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,“三年了,你是第一个查到这一步的人。其他人都放弃了——**、记者、那些在网上转发过几天的热心网友,全都放弃了。就你还在查。”
“你想说什么?”楚云舒的声音很平静,但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。
“我想说——”陈海生停了一下,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,像是在咽下什么东西,“我不是凶手。”
楚云舒没有说话。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,既没有惊讶,也没有嘲讽。
“我知道你不会信。换了我是你,我也不会信。”陈海生咧了一下嘴,那个动作介于苦笑和抽搐之间,“我在法庭上亲口认了罪,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说的。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要陈述的,我说没有。律师让我做最后陈述,我说我对不起受害人家属,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些话是我自己说的,没有人逼我。”
“那你现在为什么改口?”
“因为我要死了。”陈海生说这句话的时候,语气忽然变得很平静,平静得不像一个将死之人,倒像一个终于完成漫长旅途、看到了终点站的旅客,“死缓改判**的裁定书,上个月下来了。最快明年春天,最慢明年秋天,这条命就交代了。以前我不怕死——或者说,我以为我不怕死。但**通知送到牢房里的那天晚上,我一夜没睡着。不是因为怕死。是因为我忽然想到,我死了以后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。”
楚云舒微微前倾了身体,她的目光透过玻璃上的划痕,牢牢锁住了陈海生的脸。她在分析他的微表情、瞳孔变化、声音的震颤频率。这是她教了十几年的课程内容,她闭着眼都能判断一个人在说谎时的典型特征。
但陈海生没有那些特征。
他的瞳孔没有闪躲,声音没有颤抖,呼吸频率稳定,肩膀自然下垂。他不是在表演一个将死之人的坦白——他是真的在坦白。
“你知道沈听晚认识许子昭吗?”陈海生问。
“知道。她叫他‘子昭哥哥’。”
陈海生点了点头,像是早就预料到她已经查到了这一步。“我认识许子昭,比沈听晚认识他更早。早很多。我十六岁那年,在少管所里认识了他。”
楚云舒的手指停住了。
少管所。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,**了她三年调查中始终打不开的那扇锁孔里。她查过陈海生在少管所的经历,查过那份被抽走的记录,查过许怀安为什么要把它压下来。但她从来没有把许子昭和少管所联系在一起。
因为年龄对不上。许子昭比陈海生大三岁,陈海生十六岁进少管所的时候,许子昭十九岁,正在读大学。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少管所少年犯,能有什么交集?
“你是不是在想,年龄对不上?”陈海生看着她,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容,“我告诉你为什么对不上——因为许子昭不是被关进去的。他是进去‘帮忙’的。”
“帮忙?”
“社会实践。志愿服务。随便你怎么叫。”陈海生的声音忽然变得激动起来,但他很快压了下去,重新恢复了那种沙哑的平静,“少管所每年都会跟大学合作搞一些‘帮教活动’,让大学生志愿者来给少年犯做心理辅导。听起来很正能量,对吧?但许子昭不是来做心理辅导的。他是来——”他停住了,嘴唇颤抖了一下,“他是来玩我们的。”
会见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墙角狱警换了一个站姿,铁质椅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响。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楚云舒问。她的声音依然平稳,但她放在膝盖上的另一只手已经开始微微发抖。
陈海生没有直接回答。他低下头,看着自己手腕上的**,像是在那片金属的反光里寻找怎么开口的方式。
“我十六岁那年因为**被抓,进了少管所。刑期本来是八个月,但我被关了一年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我不听话。我不愿意参加他们的‘活动’,他们就给我加刑。每次加三个月,再加三个月,再加三个月。加到我听话为止。”
“什么活动?”
陈海生抬起头,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。不是对死亡的恐惧,而是对回忆本身的恐惧。
“他们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。屋子很暗,拉着窗帘,里面只有一张床。然后许子昭和他的朋友们就来了。他们有的是大学生志愿者,有的是许子昭从外面带进来的—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,但他们就是进来了。他们让我跪在地上,学苟叫。让我把衣服**,跪在碎玻璃上。让我喝——喝他们的袅。他们说这叫‘行为矫正’,是在帮我。”
楚云舒闭上了眼睛。
闭了大概三秒钟,她又睁开了。
“继续。”
“我不确定许子昭还对你女儿做过什么,但他在那个工厂里——”陈海生的声音开始发抖,不是害怕的发抖,是愤怒,“他在那个工厂里对沈听晚做的事,跟他在少管所里对我们做的事,是一样的。折磨。**。然后拍照。”
“拍照?”
“对。拍照。他们把每一个***的少年犯都拍了照。许怀安用这些照片控制我们。谁出去之后不听话,照片就会寄到他家里、学校、以后上班的单位。我就是那个被控制的人。三年前,他们找到我,让我顶罪,我答应了。因为我怕那些照片被我妈看到——我妈那时候还在世,她有心脏病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”
楚云舒静静地看着他。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里,第一次没有了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笃定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。
她查了三年,把所有碎片拼成了一幅接近完整的图景。但她拼错了最关键的一块。
她以为许怀安压住少管所记录是为了保护儿子。她以为陈海生只是被钱收买。她以为许子昭是个被惯坏的纨绔子弟,因为一时冲动杀了人。
她没有想到,许子昭不是一时冲动。
他是训练有素的。
在一个本应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的地方,在一个本应代表**正义和良知的机构里,他学会了如何折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。他把这些“技能”用在了沈听晚身上。
“你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这些?”楚云舒问。
“因为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死。”陈海生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,轻得像一片落叶,“我知道我这辈子完了。我顶了罪,做了伪证,包庇了真凶。法律不会原谅我,你也永远不会原谅我。但至少——至少在我死之前,我想让一个人知道真相。你是唯一有资格知道的人。”
楚云舒没有说话。她把话筒挂回墙上,站起来。她的动作很慢,慢到像是在水下移动——每一个关节都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完成弯曲。
她转身走向门口。走了三步,停住了。没有回头。
“你在少管所里待了一年半。除了许子昭,还有谁来过那间屋子?”
陈海生沉默了很久,久到狱警准备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。然后他用一种极其古怪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名字。
其中一个名字,楚云舒听过。
那个人,是许氏集团的法律顾问——就是现在坐在审讯室里为许子昭辩护的方德明律师。二十年前,他是省司法厅少管工作指导处的副处长。
楚云舒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,外面的阳光很刺眼。她抬起手遮了一下眼睛,忽然觉得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。
不是悲伤。不是愤怒。是一种比悲伤和愤怒更深的情绪,一种用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。就好像你花了三年时间在一片废墟里挖掘,终于挖到了最底层,却发现底下还有一层——一层比废墟更黑、更深、更让人窒息的土壤。
她站在监狱门口的台阶上,拿出手机。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,最终还是拨出了那通电话。
“顾警官,是我。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。方德明。二十年前,他在少管所有职务。查清楚他在那里做了什么。”
挂断电话后,她走**阶。每一步都很慢,但每一步都很稳。
她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许怀安、许子昭、方德明——还有那些照片。那些被许怀安用来控制少年犯的照片,藏在哪里?如果能找到那些照片,就能证明陈海生的证词是真的。就能证明许子昭的犯罪模式不是孤立的、偶然的,而是长期、系统、有预谋的。
但在此之前,她需要一个答案。
一个关于方德明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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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云舒在监狱门口站了很久,久到一辆顺路的大货车从面前驶过,卷起的风沙险些迷了她的眼。她只是背过身去,用衣领掩住口鼻,等那阵喧嚣过去,便重新低下头来,目光锐利地扫视着面前的道路,仿佛要从这漫天的尘土中找到一条通往真相的捷径。
她转过身,朝公交站走去。远处的天边压着厚重的乌云,深秋的风卷起满地落叶,在空中打着旋。公交站台上只有她一个人,站牌被风吹得吱呀作响。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少管所的那间屋子,拉了窗帘,只有一张床。许子昭和“朋友们”。那些“朋友们”是谁?陈海生说了几个名字,其中一个是方德明。但方德明那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,一个省司法厅的副处长。他出现在那间屋子里的身份是什么?旁观者?参与者?还是——
组织者?
这个念头让楚云舒的脊背一阵发凉。如果方德明不是偶然出现在那里,如果他是整件事的策划者或者至少是知情者和纵容者,那么二十年前许家老宅那张照片里的“六人见证”,见证的到底是什么?
她需要查。
而且她知道,查方德明比查许怀安更难。许怀安是商人,商人的动作再隐秘也会留下财务痕迹。方德明是律师,而且是全省最好的刑辩律师,他最擅长的就是抹掉痕迹。
但他有一个弱点。
他太自信了。自信到敢亲自出马为许子昭辩护,自信到敢在市局审讯室里对顾衍说“你们没有证据”。这种自信背后,一定有一个他笃定不会被发现的东西。
楚云舒要找到那个东西。
公交车来了,她上了车,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窗外的城市灰蒙蒙的,行人的脸上都带着深秋特有的倦怠,红绿灯在薄雾中交替闪烁,像某种没有情感的节拍器。她把头靠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,闭上了眼睛。
脑子里全是陈海生说的那句话。
“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死。”
她也不想带着恨过一辈子。
但她更不想让许怀安——还有方德明——继续活在他们编织的谎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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